梅剧团赴美总导演张彭春 -往事钩沉-菊坛文萃-戏曲艺术

1930年，梅兰芳率团访问美国，京剧赴美演出这是第一次。美国人究竟反响如何？不得而知。赴美前，以齐如山为首的智囊团，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，其目的，无非是想让美国人对京剧尽量有所了解，从而使梅的演出取得比较理想的效果。

其实，梅剧团之成员，在赴美前本没有张彭春，梅先生在美的首演地，定在华盛顿。对外演出前，中国驻美公使伍朝枢在使馆举行了一场由梅剧团演出的招待会。出席者多为美国上层人士。从政界说，除了美国总统胡佛未到场，副总统以下政府要员大都出席了，再有就是各界知名人士，约有五百人。

事逢凑巧，其时南开校长张伯苓胞弟张彭春先生正在美国讲学。彭春先生对中国的话剧发展颇多贡献。北方话剧活动肇始于南开，现在已被很多人认同，而张彭春先生就是南开戏剧的奠基者、引领者、实践者。梅先生对张先生于话剧方面的贡献是有所了解的，张先生对欧美戏剧的研究，梅先生也较清楚；另外，张氏昆仲对京剧也很熟悉，并和一些名伶有所交往，如张伯苓先生和名净郝寿臣关系很好，张每次到京，除观摩郝的戏外，经常与郝晤谈良久。所以这次招待会张彭春先生也在被邀之列。在招待会上，梅先生演出了红楼戏《晴雯撕扇》，演毕，梅先生立即请教张先生：“今天的戏美国人能看懂吗？”张先生直言相告：“不懂。”梅先生紧问：“为什么？”张乃解释道：“这出戏的时间背景是端午节，而美国没有端午节，再者，晴雯为什么撕扇？他们也不清楚，所以看客观剧如坠雾中。”梅对张的分析极为重视，因为梅先生对张先生熟谙欧美戏剧是了解的，同时张对美国的民情风俗也多所知晓。这倒是事实。因为彼时张先生已经三次赴美了。

第一次赴美是在1910年，参加游美学务处（清华学堂前身）第二届“庚款”留学考试。这一届，张先生与语言大师赵元任、文学大家胡适，我国气象事业奠基人竺可桢等七十名“清国直接留美生”赴美攻读。此后获艺术教育硕士学位，1916年回国，经营南开校务。

三年后，1919年二次赴美，192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，随后赴英、法、德、丹麦等国考察教育；1929年再次赴美讲学。梅剧团到美国演出，正值张先生第三次赴美。

由于梅先生对张先生的戏剧学识多所了解，立即提出一个请求：能否请张先生协助此次访美演出？张先生愿从其邀，但讲学任务即将完成，需回南开，若延宕时日，必得伯苓先生准假，为此，梅先生亲拍电报给张伯苓先生。伯苓先生答应了梅先生的请求，于是，张彭春先生担任了梅剧团的总导演，他向梅先生建议：每场演出，最多四个剧目，且要各具特色，以使观众不感厌倦，而您的各种舞蹈表演可以集中来做一单独演出，梅先生采纳了张先生的意见，梅剧团的在美演出，张先生可以说倾其全力给以协助，在剧目的选择、原剧的剪裁，甚至于剧目的名称上，张先生都进行了精心指导。

梅剧团的此次赴美演出，无论在华盛顿、纽约，还是芝加哥、旧金山、洛杉矶、檀香山，都取得了轰动效应。梅先生所到之处所受到的欢迎和尊重，真可以说已到极致。而这份荣誉和成绩，当然也包含着张彭春先生的艰辛。

基于此，1935年梅剧团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赴苏演出时，梅先生再次请张彭春先生加盟此行。张氏昆仲也再次答应了梅先生的盛情恳请。梅先生曾和友人提及：“我昔年在美国，承蒙彭春先生担任总导演，对内对外无不措置裕如，我能在艺术方面有那样圆满的收获，是和张先生的辛劳分不开的。张先生办事有毅力，肯负责任，对中国的戏剧艺术尤多独到见解，同我平素的想法往往不谋而合。所以我很想请他一起去苏联。”

这次赴苏演出，张先生担任总导演，而且还兼任团长。这次演出中有些趣事颇可一提。有一次准备演出《偷桃盗月》，扮演孙悟空者是富连成社高材生杨盛春（梨园世家出身，梅兰芳表弟，谭富英妹丈），当时他还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小青年，心想：张先生对话剧是内行，对京剧真懂吗？于是在排练时有意识地在某些细节处稍有敷衍，张先生当即指出，指导重排，一直到完全合乎要求才得以通过。杨盛春由此对张先生心悦诚服，逢人便说：“张先生真有两下子，是这里的事（指熟悉京剧）。”

梅先生这次赴苏演出，同样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效果，特别是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的告别演出，一共三出戏：《打渔杀家》、《虹霓关》、《盗丹》,剧场效果火爆异常,苏联党政领导人莫洛托夫、伏罗希洛夫等应邀出席,他们对梅的演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梅的这次演出，对苏联文化界震撼尤大，如著名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、丹钦科、梅耶荷德，文学家高尔基、阿·托尔斯泰，著名电影导演爱森斯坦。德国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也特地赴苏观摩。他们从梅的精湛表演中领略到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戏剧，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。可以说，梅的这次赴苏演出，为后来戏剧家所总结的“斯坦尼”、布莱希特、梅兰芳业界三大体系的认定，奠定了基础。

梅兰芳远赴欧美演出取得了极大的成功，他的艺术才华当然毋庸置疑，但是张彭春先生在其中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却少有提及，我们实在不该忘记这位津门先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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